探索以认知障碍为主要表现的非出血型脑淀粉样血管病（CAA）患者的认知特征，以指导临床认知训练。

所有研究对象来自2007—2023年北京协和医院痴呆队列，完成病史采集、头颅MRI、认知评价、血液生化检查和基因测序。所有患者符合很可能CAA诊断标准，且无症状性脑出血病史。认知测评包括认知筛查和认知域测试，认知筛查包括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等；认知域测试涉及视空间、记忆、执行、推理计算和语言5个认知域。根据MMSE分数，将研究对象分成MMSE>20分（轻度认知障碍）亚组和10分<MMSE≤20分（中度认知障碍）亚组，采用方差分析比较2组内记忆认知域中听觉词语学习测验（AVLT）子项目（AVLT1-3）的差异。

本研究共纳入34例CAA患者。男性12例，女性22例，年龄为（74.0±7.1）岁。记忆障碍和执行障碍最为突出，分别见于97.1%（33/34）和73.5%（25/34）的患者；其次为语言、视空间和推理计算障碍，分别见于38.2%（13/34）、35.3%（12/34）和5.9%（2/34）的患者。在MMSE>20分（n=20）和10分<MMSE≤20分（n=14）亚组中，AVLT1、AVLT2和AVLT3均存在显著上升趋势[（2.40±1.10）分 vs （4.10±1.92）分 vs （4.90±2.00）分，F=11.034，P<0.001；（1.64±0.84 ）分vs （2.21±1.48）分 vs （3.36±1.95）分，F=4.793，P=0.014]。

非出血型CAA患者以记忆和执行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轻、中度认知障碍（MMSE>10分）的CAA患者推理计算和学习能力相对保留，在临床工作中，可以利用这些保留的认知能力，对他们进行认知训练，以延缓其认知功能下降。

定量分析脑淀粉样血管病（CAA）患者脑内β淀粉样蛋白（Aβ）示踪剂¹⁸F-florbetapir的摄取水平及其与脑小血管病影像学标志物的相关性，探究Aβ沉积与小血管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

纳入2021年1月至2024年3月登记于北京协和医院前瞻性脑小血管病研究队列，根据Boston 1.5版诊断标准诊断“很可能CAA”的患者，2例患者符合CAA相关炎症（CAA-ri）的诊断。所有患者在1个月内完成3.0T头颅MRI和¹⁸F-florbetapir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PET）/CT检查，并对PET图像进行视觉分析和定量分析，以大脑白质为参考区计算感兴趣脑区的标准化摄取值比（SUVr）。收集所有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临床和实验室检查、影像资料和PET图像数据，并分析¹⁸F-florbetapir与影像学标志物的关系，包括局限脑叶微出血（CMB）、皮质表面铁沉积（cSS）/凸面蛛网膜下腔出血（cSAH）等出血型标志物和白质高信号（WMH）等非出血型标志物。根据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将CAA患者分为出血型、认知障碍型和CAA-ri型3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患者大脑皮层SUVr、小脑皮层SUVr的差异；采用t检验分别比较按照局限脑叶CMB、WMH Fazekas分级、有无小脑CMB分组的大脑或小脑皮层SUVr；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按照有无cSS/cSAH分组的大脑皮层SUVr。

共纳入36例CAA患者，年龄为（67.94±8.10）岁，男性占69.4%，出血型9例（25.0%），认知障碍型21例（58.3%），CAA-ri型6例（16.7%）。认知障碍型和出血型CAA患者大脑皮层¹⁸F-florbetapir SUVr分别为0.89±0.13和0.84±0.1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合并cSS/cSAH的患者大脑皮层¹⁸F-florbetapir摄取水平比未合并者更低[0.78（0.74，0.86） vs 0.90（0.84，0.9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2.322，P=0.02）。局限脑叶CMB数量≥5个和0~4个的CAA患者，大脑皮层SUVr分别为0.88±0.13和0.83±0.12；WMH Fazekas分级较高（5~6级）和较低（1~4级）的患者，大脑皮层SUVr分别为0.90±0.14和0.83±0.1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合并小脑CMB与不合并小脑CMB的患者，小脑皮层SUVr分别为0.79±0.11和0.74±0.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现脑叶出血或cSS/cSAH的CAA患者大脑皮层¹⁸F-florbetapir摄取水平更低，而脑叶CMB数量多、WMH严重的患者大脑皮层¹⁸F-florbetapir摄取水平有更高的趋势，表明¹⁸F-florbetapir摄取水平高低可能与不同的临床和影像学表型有关，或提示不同发病机制。

观察应用脑膜中动脉（MMA）栓塞术治疗慢性硬脑膜下血肿（cSDH）的临床疗效，并探讨cSDH患者可单纯应用MMA栓塞治疗成功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连续纳入北京医院神经外科2021年7月至2023年11月间应用MMA栓塞治疗的33例cSDH患者，收集患者的人口学、临床和影像学资料，观察手术疗效及围手术期并发症情况，并进行临床和影像随访。根据是否联合应用钻孔引流术将患者分为单纯栓塞组和联合钻孔引流组，采用单因素分析（Fisher精确概率检验、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上述资料的差异性比较，并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可单纯应用MMA栓塞治疗获得成功的影响因素。

共33例患者43侧cSDH，22例患者单纯行MMA栓塞治疗成功，11例联合应用钻孔引流术。所有患者均取得技术上成功，1例患者术后发生面瘫，并发症发生率为3.0%（1/33）。共29例患者获得术后至少2周影像学随访，影像随访时间92.0（52.5，161.0）d，26例（89.7%）末次影像随访时cSDH最大血肿厚度较术前减少50%以上。33例患者临床随访时间为（304.9±190.5）d，93.9%（31/33）的患者神经功能较术前稳定或好转，无病例血肿复发。与联合钻孔引流组相比，单纯栓塞组患者年龄更小[（71.9±9.7）岁vs（81.4±9.9）岁，t=2.620，P=0.013）]，术前改良Rankin量表评分更低[2（1，3）分vs 4（2，4）分，Z=2.471，P=0.017]，术前中线移位程度更轻[4.5（1.5，6.0）mm vs 8.0（7.0，9.0）mm，Z=3.618，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小（OR=0.63，95%CI：0.41~0.97，P=0.038）和术前中线移位程度较轻（OR=0.07，95%CI：0.01~0.72，P=0.026）是单纯MMA栓塞治疗成功的独立预测因素。

初步观察显示，应用MMA栓塞治疗cSDH是安全有效的，并可作为首要治疗方式。年龄较小和中线移位程度较轻是cSDH患者可单纯应用MMA栓塞治疗成功的独立预测因素。

验证人工智能技术提取的血管形态参数在颈内动脉颅外段（C1段）形态评价中的价值。

收集2022年3月至1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急诊进行头颈联合CT血管造影（CTA）检查的200例患者的全部血管资料。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CTA影像资料，获取C1段定量解剖参数，包括实际长度、相对长度、距离因子度量、拐点计数指标、扭率、迂曲指数、弯曲度、曲率、角度和角度度量值指标10项血管相关参数；其次，由影像医师对C1段的对称性进行视觉评估并依据视觉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C1对称组及C1非对称组。通过配对t检验分析C1对称组和C1非对称组左右侧血管形态参数的差异；随后依据Metz分型将C1段分为直型、C型、S型、卷曲、折曲5种类型，使用ANOVA单因素分析不同迂曲类型血管形态之间存在的差异，验证上述10项血管形态学参数在不同迂曲类型C1段间存在的差异。

200例患者的双侧C1段共400例血管被纳入分析，76例为女性。对C1段的对称性视觉评估结果显示，87例患者为C1对称组，113例患者为C1非对称组。C1对称组中10项血管形态指标左右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C1非对称组中左右侧C1段的相对长度、拐点计数指标和距离因子度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其余指标在双侧间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对C1段迂曲类型视觉评估结果显示：24例为直型，126例为S型，182例为C型，18例为卷曲，50例为折曲。对400例C1段血管进行迂曲类型分类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取的相对长度、距离因子度量、拐点计数指标、迂曲指数、弯曲度、曲率、角度和角度度量指标8项血管参数在不同迂曲类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均<0.05），实际长度、扭率在不同迂曲类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血管形态学参数可以作为辅助评估血管形态的重要指标，这些定量指标可以帮助准确识别复杂的颈内动脉CTA三维图像上血管的走行、形态以及双侧血管对称性。

回顾并报道1例散发性脑淀粉样血管病（CAA）合并JAK2基因突变致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患者的临床诊治过程，为此类患者临床抗栓决策提供参考。

总结2024年2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的1例CAA合并JAK2基因突变致ET及下肢DVT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多学科协助的诊疗过程，同时复习国内外有关CAA合并ET的相关病例报道，总结此类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矛盾、抗栓决策及预后。

本例患者为74岁女性，临床主要表现为慢性进行性认知功能下降，头磁共振成像（MRI）提示多发局限脑叶微出血、皮层表浅含铁血黄素沉积、多发脑白质高信号及腔隙等，排除其他病因，根据Boston 2.0诊断标准，符合很可能的CAA（Probable CAA）诊断，自发性脑出血风险较高。同时，患者合并JAK2基因突变相关ET及进展性DVT，具有明确的抗凝指征，治疗存在矛盾。经神经科、血液科及血管外科多学科讨论评估本患者出血和血栓风险，权衡利弊，给予羟基脲降血小板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预防剂量利伐沙班（10 mg/d）口服治疗，同时积极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出院3个月随访患者下肢DVT好转，且未发生出血，提示该方案安全有效。复习文献，仅国外报道1例CAA合并ET病例，该例患者出血风险高于血栓风险，治疗以预防出血为主，停用抗栓治疗。

当CAA合并高凝/易栓性疾病时，需权衡出血及血栓风险，进行个体化抗栓决策，同时密切随诊，动态评估、调整治疗方案。对于CAA合并ET及DVT的患者，若近期内血栓风险较高而出血风险相对较低，可在降低血小板数量及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基础上使用预防量抗凝治疗，药物选择以新型口服抗凝药为首选，动态评估药物疗效和安全性并随时调整剂量。

探究脑卒中患者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与社会参与间的中介作用。

选取2022年3月至2023年5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市立医院诊治的脑卒中患者96例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自主参与问卷对研究对象的应对方式、自我效能和社会参与进行问卷调查并评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脑卒中患者应对方式、自我效能、社会参与间的相关性，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与社会参与间的中介作用。

脑卒中患者应对方式得分为（45.53±4.54）分，自我效能得分为（25.34±6.47）分，社会参与得分为（50.89±12.25）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应对方式与自我效能、社会参与间具有显著相关性（r=0.604、0.573，P均<0.05）；应对方式在脑卒中患者自我效能和社会参与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482。

脑卒中患者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与社会参与间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三者之间相关性显著。

探讨基于CT平扫的影像组学特征预测单侧大脑中动脉闭塞性卒中患者血管内机械取栓术造影剂外渗的应用价值。

收集2015年12月至2022年12月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临床诊断为大脑中动脉血栓并行血管内机械取栓术的患者96例，其中渗出组67例，非渗出组29例，所有病例以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67例）与测试集（29例），应用ITK-SNAP软件对CT平扫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勾画，提取影像组学特征；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Pearson相关与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进行特征筛选。在训练集与测试集使用随机森林与极限梯度提升进行建模，分别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及最佳阈值，应用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所得到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通过筛选得到6个最大预测效能影像组学特征，随机森林的训练模型具有最高的预测效能，该模型在训练集AUC值为0.997，95%CI：0.990~1.000，准确性、敏感度、特异度及最佳阈值分别为97.0%、97.8%、95.2%及0.700，决策曲线显示模型阈值在0.5~0.9的区间内具有较高的临床净收益。

基于CT平扫的影像组学特征对大脑中动脉血栓患者机械取栓术后的造影剂外渗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